退位让贤姜阿山小树
第四百六十四章 新的国策，消费革命与西南暗流！
然而，现实却远非如此。
大明的棉布产量不过五六千万匹，这还是朱允熥近两年大力推广种植棉花的结果。
每匹棉布耗费棉花约三至六斤不等，平均下来，全国每人每年仅能分得一匹布，勉强缝制两件衣裳。
棉布衣物极易磨损，这样的产量显然无法满足百姓的日常所需。
从市场上销售的棉布数量来推算，实际的棉花种植面积，恐怕连朝廷规定目标的十分之一都未达到。
不过，局势已在悄然转变。
田地被折算为公司的股份，并统一交由朝廷的田地管理机构代为经营。如此一来，耕地种植何种作物，朝廷几乎能全权掌控。
在顾启章看来，朝廷以前的命令，本就给了地方官府预留了极大的“弄虚作假”的空间。
若真的完全落实，那朝廷规定的棉花种植面积理应大减。
“不可！”朱允熥断然否决了顾启章的提议。
“棉花种植必须严格遵循皇爷爷定下的章程，不仅要分毫不差地落实，还要进一步扩大规模！”
“百姓衣不蔽体，寒冬腊月冻得瑟瑟发抖，朝廷若连这点衣食之需都无法满足，何谈治国安民？此事绝无妥协余地！”
若仅仅以让黎民免于冻馁为目标，顾启章的提议确实无懈可击。
寻常百姓的棉衣，一件足以穿上数载。
甚至在乡间农户中，父传子、子传孙，一袭破旧棉袄能承载好几代人。
即便衣角磨得发白，补丁层层叠叠，只要还能蔽体，又有何妨？
按照这样的方法来使用衣物，大明现有的棉花种植规模，已近乎能满足所需。
纵使再稍加推广，增幅也不必太大。
然而，朱允熥的心思从未停留于此。
他要唤醒的，是大明自身的消费洪流，是一个能够席卷天下的市场！
当工业化的巨轮轰然启动，生产不再是桎梏，消费便成了驱动国祚昌盛的关键。
放眼海外，那些蕞尔小邦，国力贫弱，除却少数钟鸣鼎食的贵族，民间几乎毫无购买之力。
在农耕时代，这些高高在上的权贵或许还能撑起一片市场。
可对幅员辽阔的大明而言，一旦工业化的洪流奔涌而出，区区海外贵族的消费不过是杯水车薪，难堪大用。
唯有大明自身的亿万子民，方能孕育出真正磅礴的消费之力。
大明，注定要成为这世间最恢弘的商贸舞台！
而在诸多消费品类中，最容易撬动民心的，莫过于衣帛锦绣。
衣衫的更替，远比其他需求更具弹性。
粮食的消耗，终究受限于人的胃口。
即便将粗粝的谷麦尽数化为牛肉羊肉猪肉，用肉食来代替粗粮，粮食的消费也不过翻上两三倍，便已触及极限。
况且，田亩的产出自有其天花板，难以无限扩张。
但衣物的消费市场，就完全不一样了。
一个人一年需要多少件衣裳才算足够？
两件？
四件？
十件？
抑或二十件，甚至百件？
答案是，欲望没有尽头，衣物的数量也没有尽头！
正如后世流传的那句名言：“女子的衣柜里，永远缺少一件衣服！”
要唤醒大明的消费热潮，服饰无疑是撬动市场的首要切入点。
这并非空想，而是历史的明证。
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，便与之相伴而生的“羊吃人”圈地运动为证。
那场运动的根源，正是服饰市场率先受到新兴消费观念的冲击，人们对羊毛的需求激增，需要更多的羊毛来织造更多的衣物，以满足需求。
人性在这一点上并无二致，东西方皆然。
大明，亦不会例外。
因此，从服饰入手，激发市场需求，进而推动工业的腾飞，是最为切实可行的路径。
为此，大明的棉花种植必须进一步扩大规模。
更何况，如今大明的粮食已然过剩。
得益于人均耕地充裕，农田水利设施日益完善，以及农业技术的突飞猛进，粮食产量会越来越超出所需。
即便小冰河时期的寒潮来袭，也不足以撼动这丰收的根基。
然而，将过剩的粮食转向畜牧养殖，以肉食替代谷物，却非朝夕之功。
猪、牛、羊的繁殖周期漫长，短时间内难以骤增。
相较之下，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技术的进步却势如破竹，成效斐然。
因此，腾出更多土地种植棉花，不仅毫无阻碍，反而顺理成章。
顾启章听闻自己的提议被陛下否决，心中一凛，不敢再多言。
他连忙俯首，恭敬中带着几分自责，朗声道：“陛下心系黎民，忧国忧民，臣子思虑浅薄，未能体察圣意，实属有愧。”
“臣这就传谕户部，责令户部上下官员，以及各地之地方府衙，严谨督管田地租赁事宜，务必将朝廷推广棉花种植的国策推行到底，绝不辜负陛下为天下苍生谋福祉的一片苦心！”
这便是权力的威严所在。
顾启章内心深处，对朱允熥的决策未必全然认同。
然而，面对皇帝的坚持，他不敢再有丝毫异议，只能将反对的念头深埋心底，先执行皇帝的旨意。
虽说“武死战，文死谏”，大明文官骨子里似乎流淌着“死谏”的血性。
但这并不意味着，他们会在每一件事上都与皇帝针锋相对。
至少，在一位手握重权的君王面前，臣子们在绝大多数情形下，在百分之九十九的事务上，都会选择顺从圣意。
偶尔进言，若皇帝不予采纳，他们便不再多说。
唯有那极少数、关乎社稷根本或触及他们底线的时刻，臣子们才会抛却顾虑，以性命相谏，践行“死谏”的信念。
然而，这样的时刻在朝堂上凤毛麟角。
寻常官员，即便是那些素以耿直著称之人，也不敢轻易挑战皇帝的权威。
那些一味“作死”、动辄顶撞君上的莽夫，根本无缘踏入庙堂高位。
即便是海瑞那般千年难遇的“刺头”，也只有在忍无可忍之际，才会毅然上疏《治安疏》，以一腔孤勇直面天威。
除非皇帝的权柄已旁落，朝政被权臣或外戚把持，否则，只要圣旨一下，臣子们大多会噤声遵行。
这本是天经地义的常理，在史官看来，不足为奇，故而，在写史的时候，便会被轻描淡写。
史书更偏爱记载那些臣子与皇帝激烈争锋的“事情”，因为这些故事更能彰显文臣的忠义与风骨。
于是，这类实际上很少发生的事情，却史书的记载中，占据了大量篇幅，令后世读史的人，误以为臣子们总是不停的在与皇帝“作对”。
唯有深入探究，方能明了真相并非如此。
朱允熥对这一点，也十分清楚。
只不过，在他看来，臣子们的顺从，究竟是慑于他皇权的威严，还是发自肺腑的认同，其实无关紧要。
作为君临天下的上位者，最要紧的是确保自己的意志得以贯彻。
即便只有一部分人真心拥护，也已足够。
并非所有人都需肝脑涂地地忠诚。
何况，忠诚并不等于认同。
忠诚的人，只是无条件的执行皇帝的旨意。
哪怕他心中并不认同。
屈从于皇命，这才是朝堂的常态。
只要大臣们还知道自己必须屈众于皇命，那便够了！
“不仅要大幅扩展大明境内的棉花种植，还要从海外各国大量采购棉花。”
朱允熥又吩咐道：“户部须协同礼部，尽快拟定从海外诸国大规模进口棉花的章程，交由进出口贸易公司严格执行。”
天竺等国，早已种植了大片棉花，足可作为进口的优质来源。
即便是那些尚未广泛种植棉花的国家，大明亦可鼓励其推广种植。
何况，若直接从这些国家进口粮食，恐会激起当地贫苦百姓的强烈不满，甚至招致仇恨。
他们会以为，大明是在“掠夺”他们的口粮。
然而，若引导当地的地主阶层将土地改种棉花，情况便大不相同。
棉花终究不可食用，种植后若无自用需求，便只能出口至大明。
只要那些国家的统治阶层尝到以棉花换取大明宝钞的丰厚利润，必定会不遗余力地推广种植，哪还会顾及因耕地减少而导致的底层百姓饥饿呢？
正如西方“羊吃人”的圈地运动中，农场主将原本的粮田尽数改为牧场，只为追逐羊毛带来的财富一样。
朱允熥顿了顿，目光扫过顾启章的面庞，继而沉声道：“我大明拥有精湛的织造工艺，织机技术冠绝天下，更有蒸汽机驱动，织布效率远超海外诸国数十倍。”
“先从海外购入棉花，织成细腻柔韧的布匹，甚或裁制成精美的成衣，再行出口海外。”
“一进一出之间，便可赚取惊人的利润！”
顾启章或许难以了解工业化，以及消费市场激发的深层道理。
但商贾之道，他肯定是知道的。
朱允熥刻意将此番筹谋剖析得一清二楚，就是激发顾启章的执行旨意的热忱。
他知道这一点于国家有用，办起事来，也会更有动力。
至于先前限制布匹出口的禁令，如今既有了充足的棉花来源，亦可顺势解除。
毕竟，时至今日，大明的经济早已凌驾于海外诸国之上，百姓收入丰厚，购买力远胜外邦。
在市场调节之下，优质布匹与成衣自会优先满足大明子民的需求。
毕竟，大明百姓才是最有钱的，能掏得出真金白银。
“臣领命，即刻着手筹办！”
顾启章的回应不仅恭谨，更透出几分难以掩饰的振奋。
他的目光微微闪动，似被这宏大的商贸前景点燃了热情。
户部官员，或多或少都带着几分“嗜利”的“职业病”。
一闻有利可图的“生意”，便若正待挥洒笔墨的书生闻到笔墨清香，浑身的干劲都被激发出来。
遣退顾启章后，朱允熥独自沉吟，思绪却想起了另一桩事。
论及棉花种植，西域之地无疑得天独厚。
即便是后世，那里的长绒棉依旧享誉四海，品质冠绝。
然而，遗憾的是，西域如今仍由东察合台汗国掌控，尚未归入大明的疆域。
不仅西域，西南亦是如此。
虽然西南的土司们，名义上早已向大明称臣。
朝廷更在那片蛮荒之地设乌斯藏都司与朵甘都司，以示管辖。
然而，与内地由朝廷直接委派的都指挥使司官员不同，这两都司的掌权者，皆是当地的土司首领。
他们的属官，如佥事、千户、百户，亦由土司家族世袭。
朝廷不过形式上颁发敕书与印信，承认其地位。
这种羁縻之治，更多停留在名义上的归顺，实则当地仍沿袭旧俗，其律法与内地截然不同。
某种意义上，他们都是“独立王国”。
此前，朱允熥推行新军改革，裁撤卫所时，自不会轻易触动这些边陲之地。
然而，当大明挥师征讨暹罗、勃固等地，陆军需途经西南，便着手修筑道路，却屡屡遭到土司们或明或暗的掣肘。
新政推行之际，杨荣便曾进言，力主对西南用兵，废除土司的割据统治，改由朝廷派遣流官直接治理。
朱允熥对此并无异议，遂默许此策。
于是，大明一边推行新政，一边开启了“改土归流”的浩大工程。
然而，朱允熥隐约记起，曾在《每日简报》中瞥见过相关消息的汇报，西南的改土归流似乎进展坎坷，远不如预期顺遂。
西南虽地处边陲，治理却从来棘手。
历史上，明清两朝为推行改土归流，耗费了数百年光阴，才取得成效。
诸如大小金川那等弹丸之地，乾隆朝竟先后动用六十余万兵马，耗银七千余万两，方才平定。
其代价之高昂，远超乾隆一朝时的任何一次对外战争。
新政推行以来，朱允熥的精力多倾注于内政革新，西南的军务便全权交由杨荣协调军务处操办。
那些军队本就是为陆路攻打暹罗而备，调遣自是顺理成章。
此后，他便未再过问详情。
如今思及此事，他心头忽生一丝不安。
西南之事，莫非已生波折？
一念及此，朱允熥当即下令：“召军务大臣梁国公蓝玉、政务大臣杨荣觐见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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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明的棉布产量不过五六千万匹，这还是朱允熥近两年大力推广种植棉花的结果。
每匹棉布耗费棉花约三至六斤不等，平均下来，全国每人每年仅能分得一匹布，勉强缝制两件衣裳。
棉布衣物极易磨损，这样的产量显然无法满足百姓的日常所需。
从市场上销售的棉布数量来推算，实际的棉花种植面积，恐怕连朝廷规定目标的十分之一都未达到。
不过，局势已在悄然转变。
田地被折算为公司的股份，并统一交由朝廷的田地管理机构代为经营。如此一来，耕地种植何种作物，朝廷几乎能全权掌控。
在顾启章看来，朝廷以前的命令，本就给了地方官府预留了极大的“弄虚作假”的空间。
若真的完全落实，那朝廷规定的棉花种植面积理应大减。
“不可！”朱允熥断然否决了顾启章的提议。
“棉花种植必须严格遵循皇爷爷定下的章程，不仅要分毫不差地落实，还要进一步扩大规模！”
“百姓衣不蔽体，寒冬腊月冻得瑟瑟发抖，朝廷若连这点衣食之需都无法满足，何谈治国安民？此事绝无妥协余地！”
若仅仅以让黎民免于冻馁为目标，顾启章的提议确实无懈可击。
寻常百姓的棉衣，一件足以穿上数载。
甚至在乡间农户中，父传子、子传孙，一袭破旧棉袄能承载好几代人。
即便衣角磨得发白，补丁层层叠叠，只要还能蔽体，又有何妨？
按照这样的方法来使用衣物，大明现有的棉花种植规模，已近乎能满足所需。
纵使再稍加推广，增幅也不必太大。
然而，朱允熥的心思从未停留于此。
他要唤醒的，是大明自身的消费洪流，是一个能够席卷天下的市场！
当工业化的巨轮轰然启动，生产不再是桎梏，消费便成了驱动国祚昌盛的关键。
放眼海外，那些蕞尔小邦，国力贫弱，除却少数钟鸣鼎食的贵族，民间几乎毫无购买之力。
在农耕时代，这些高高在上的权贵或许还能撑起一片市场。
可对幅员辽阔的大明而言，一旦工业化的洪流奔涌而出，区区海外贵族的消费不过是杯水车薪，难堪大用。
唯有大明自身的亿万子民，方能孕育出真正磅礴的消费之力。
大明，注定要成为这世间最恢弘的商贸舞台！
而在诸多消费品类中，最容易撬动民心的，莫过于衣帛锦绣。
衣衫的更替，远比其他需求更具弹性。
粮食的消耗，终究受限于人的胃口。
即便将粗粝的谷麦尽数化为牛肉羊肉猪肉，用肉食来代替粗粮，粮食的消费也不过翻上两三倍，便已触及极限。
况且，田亩的产出自有其天花板，难以无限扩张。
但衣物的消费市场，就完全不一样了。
一个人一年需要多少件衣裳才算足够？
两件？
四件？
十件？
抑或二十件，甚至百件？
答案是，欲望没有尽头，衣物的数量也没有尽头！
正如后世流传的那句名言：“女子的衣柜里，永远缺少一件衣服！”
要唤醒大明的消费热潮，服饰无疑是撬动市场的首要切入点。
这并非空想，而是历史的明证。
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，便与之相伴而生的“羊吃人”圈地运动为证。
那场运动的根源，正是服饰市场率先受到新兴消费观念的冲击，人们对羊毛的需求激增，需要更多的羊毛来织造更多的衣物，以满足需求。
人性在这一点上并无二致，东西方皆然。
大明，亦不会例外。
因此，从服饰入手，激发市场需求，进而推动工业的腾飞，是最为切实可行的路径。
为此，大明的棉花种植必须进一步扩大规模。
更何况，如今大明的粮食已然过剩。
得益于人均耕地充裕，农田水利设施日益完善，以及农业技术的突飞猛进，粮食产量会越来越超出所需。
即便小冰河时期的寒潮来袭，也不足以撼动这丰收的根基。
然而，将过剩的粮食转向畜牧养殖，以肉食替代谷物，却非朝夕之功。
猪、牛、羊的繁殖周期漫长，短时间内难以骤增。
相较之下，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技术的进步却势如破竹，成效斐然。
因此，腾出更多土地种植棉花，不仅毫无阻碍，反而顺理成章。
顾启章听闻自己的提议被陛下否决，心中一凛，不敢再多言。
他连忙俯首，恭敬中带着几分自责，朗声道：“陛下心系黎民，忧国忧民，臣子思虑浅薄，未能体察圣意，实属有愧。”
“臣这就传谕户部，责令户部上下官员，以及各地之地方府衙，严谨督管田地租赁事宜，务必将朝廷推广棉花种植的国策推行到底，绝不辜负陛下为天下苍生谋福祉的一片苦心！”
这便是权力的威严所在。
顾启章内心深处，对朱允熥的决策未必全然认同。
然而，面对皇帝的坚持，他不敢再有丝毫异议，只能将反对的念头深埋心底，先执行皇帝的旨意。
虽说“武死战，文死谏”，大明文官骨子里似乎流淌着“死谏”的血性。
但这并不意味着，他们会在每一件事上都与皇帝针锋相对。
至少，在一位手握重权的君王面前，臣子们在绝大多数情形下，在百分之九十九的事务上，都会选择顺从圣意。
偶尔进言，若皇帝不予采纳，他们便不再多说。
唯有那极少数、关乎社稷根本或触及他们底线的时刻，臣子们才会抛却顾虑，以性命相谏，践行“死谏”的信念。
然而，这样的时刻在朝堂上凤毛麟角。
寻常官员，即便是那些素以耿直著称之人，也不敢轻易挑战皇帝的权威。
那些一味“作死”、动辄顶撞君上的莽夫，根本无缘踏入庙堂高位。
即便是海瑞那般千年难遇的“刺头”，也只有在忍无可忍之际，才会毅然上疏《治安疏》，以一腔孤勇直面天威。
除非皇帝的权柄已旁落，朝政被权臣或外戚把持，否则，只要圣旨一下，臣子们大多会噤声遵行。
这本是天经地义的常理，在史官看来，不足为奇，故而，在写史的时候，便会被轻描淡写。
史书更偏爱记载那些臣子与皇帝激烈争锋的“事情”，因为这些故事更能彰显文臣的忠义与风骨。
于是，这类实际上很少发生的事情，却史书的记载中，占据了大量篇幅，令后世读史的人，误以为臣子们总是不停的在与皇帝“作对”。
唯有深入探究，方能明了真相并非如此。
朱允熥对这一点，也十分清楚。
只不过，在他看来，臣子们的顺从，究竟是慑于他皇权的威严，还是发自肺腑的认同，其实无关紧要。
作为君临天下的上位者，最要紧的是确保自己的意志得以贯彻。
即便只有一部分人真心拥护，也已足够。
并非所有人都需肝脑涂地地忠诚。
何况，忠诚并不等于认同。
忠诚的人，只是无条件的执行皇帝的旨意。
哪怕他心中并不认同。
屈从于皇命，这才是朝堂的常态。
只要大臣们还知道自己必须屈众于皇命，那便够了！
“不仅要大幅扩展大明境内的棉花种植，还要从海外各国大量采购棉花。”
朱允熥又吩咐道：“户部须协同礼部，尽快拟定从海外诸国大规模进口棉花的章程，交由进出口贸易公司严格执行。”
天竺等国，早已种植了大片棉花，足可作为进口的优质来源。
即便是那些尚未广泛种植棉花的国家，大明亦可鼓励其推广种植。
何况，若直接从这些国家进口粮食，恐会激起当地贫苦百姓的强烈不满，甚至招致仇恨。
他们会以为，大明是在“掠夺”他们的口粮。
然而，若引导当地的地主阶层将土地改种棉花，情况便大不相同。
棉花终究不可食用，种植后若无自用需求，便只能出口至大明。
只要那些国家的统治阶层尝到以棉花换取大明宝钞的丰厚利润，必定会不遗余力地推广种植，哪还会顾及因耕地减少而导致的底层百姓饥饿呢？
正如西方“羊吃人”的圈地运动中，农场主将原本的粮田尽数改为牧场，只为追逐羊毛带来的财富一样。
朱允熥顿了顿，目光扫过顾启章的面庞，继而沉声道：“我大明拥有精湛的织造工艺，织机技术冠绝天下，更有蒸汽机驱动，织布效率远超海外诸国数十倍。”
“先从海外购入棉花，织成细腻柔韧的布匹，甚或裁制成精美的成衣，再行出口海外。”
“一进一出之间，便可赚取惊人的利润！”
顾启章或许难以了解工业化，以及消费市场激发的深层道理。
但商贾之道，他肯定是知道的。
朱允熥刻意将此番筹谋剖析得一清二楚，就是激发顾启章的执行旨意的热忱。
他知道这一点于国家有用，办起事来，也会更有动力。
至于先前限制布匹出口的禁令，如今既有了充足的棉花来源，亦可顺势解除。
毕竟，时至今日，大明的经济早已凌驾于海外诸国之上，百姓收入丰厚，购买力远胜外邦。
在市场调节之下，优质布匹与成衣自会优先满足大明子民的需求。
毕竟，大明百姓才是最有钱的，能掏得出真金白银。
“臣领命，即刻着手筹办！”
顾启章的回应不仅恭谨，更透出几分难以掩饰的振奋。
他的目光微微闪动，似被这宏大的商贸前景点燃了热情。
户部官员，或多或少都带着几分“嗜利”的“职业病”。
一闻有利可图的“生意”，便若正待挥洒笔墨的书生闻到笔墨清香，浑身的干劲都被激发出来。
遣退顾启章后，朱允熥独自沉吟，思绪却想起了另一桩事。
论及棉花种植，西域之地无疑得天独厚。
即便是后世，那里的长绒棉依旧享誉四海，品质冠绝。
然而，遗憾的是，西域如今仍由东察合台汗国掌控，尚未归入大明的疆域。
不仅西域，西南亦是如此。
虽然西南的土司们，名义上早已向大明称臣。
朝廷更在那片蛮荒之地设乌斯藏都司与朵甘都司，以示管辖。
然而，与内地由朝廷直接委派的都指挥使司官员不同，这两都司的掌权者，皆是当地的土司首领。
他们的属官，如佥事、千户、百户，亦由土司家族世袭。
朝廷不过形式上颁发敕书与印信，承认其地位。
这种羁縻之治，更多停留在名义上的归顺，实则当地仍沿袭旧俗，其律法与内地截然不同。
某种意义上，他们都是“独立王国”。
此前，朱允熥推行新军改革，裁撤卫所时，自不会轻易触动这些边陲之地。
然而，当大明挥师征讨暹罗、勃固等地，陆军需途经西南，便着手修筑道路，却屡屡遭到土司们或明或暗的掣肘。
新政推行之际，杨荣便曾进言，力主对西南用兵，废除土司的割据统治，改由朝廷派遣流官直接治理。
朱允熥对此并无异议，遂默许此策。
于是，大明一边推行新政，一边开启了“改土归流”的浩大工程。
然而，朱允熥隐约记起，曾在《每日简报》中瞥见过相关消息的汇报，西南的改土归流似乎进展坎坷，远不如预期顺遂。
西南虽地处边陲，治理却从来棘手。
历史上，明清两朝为推行改土归流，耗费了数百年光阴，才取得成效。
诸如大小金川那等弹丸之地，乾隆朝竟先后动用六十余万兵马，耗银七千余万两，方才平定。
其代价之高昂，远超乾隆一朝时的任何一次对外战争。
新政推行以来，朱允熥的精力多倾注于内政革新，西南的军务便全权交由杨荣协调军务处操办。
那些军队本就是为陆路攻打暹罗而备，调遣自是顺理成章。
此后，他便未再过问详情。
如今思及此事，他心头忽生一丝不安。
西南之事，莫非已生波折？
一念及此，朱允熥当即下令：“召军务大臣梁国公蓝玉、政务大臣杨荣觐见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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